清代的民事法律

在清代，由于商品經濟比前朝有了進一步發(fā)展，超經濟剝削有所削弱，引起民事法律的一系列變化，主要反映在有關身份關系和土地關系上。

(1)禁止將佃戶欺壓為奴，不準將佃戶隨田買賣

清律中規(guī)定佃戶與地主“無主仆名分”，“共坐同食，彼此平等對待”，佃戶一般可以自由退佃，自由遷徙，地主不能隨便支配佃戶人身。雍正五年(公元1727年)《欽定例》規(guī)定，地主私置板棍責打佃戶者，杖80；將佃戶婦女占為婢妾者，絞監(jiān)候。這些規(guī)定反映法律對超經濟奴役佃戶的限制。

(2)禁止債權人強迫債務人“投身折酬”

這里改變了唐宋以來民間債務關系中的超經濟剝削。

(3)提高雇工的法律地位

在封建經濟條件下，失去土地的農民，依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，有的從事農業(yè)、商業(yè)的雇工，有的從事家內奴仆。乾隆年間修訂《雇工人法》規(guī)定，家長擅自殺死無文契又受雇在五年以下的雇工人，同殺凡論，即同殺死一般人的法律論處。

(4)允許奴婢贖身為民

清代盛行蓄養(yǎng)奴婢。這些奴婢來源于犯了罪的漢人及其家屬，以及在人口市場上公開售賣的窮人。奴婢另有自己的戶籍，主人可以隨意處置，主人打死奴婢，法律不予追究。由于奴婢的反抗斗爭，迫使清朝統治者修訂有關奴婢的法律，不得不允許奴婢向主人交納一定身價銀后，贖身為民，獲得一般民人的地位。

(5)賤民身份發(fā)生一定變化

清代存在著被列入賤籍，處于社會最底層，被剝奪種種權利的賤民。例如，山西、陜西的“樂戶”，河南的“丐戶”，廣東的“蛋戶”等。他們不堪壓迫剝削，經常反抗斗爭，迫使清政府下令“改業(yè)為良民”，“豁免為民”，“與齊民一同列甲戶”，使賤民的身份地位發(fā)生一些變化。

(6)取消手工業(yè)工人的匠籍

從明代起，對手工業(yè)勞動者單獨設立專門的戶籍制，強迫匠戶為官府服役，禁止匠戶脫離匠籍逃亡在外，違者嚴懲。清律取消了匠籍制度，手工業(yè)勞動者可以自謀職業(yè)，自由轉移，擺脫了人身束縛。

(7)確認土地私有權

清初，通過發(fā)布“更名田”、“墾荒令”，使由于戰(zhàn)亂而荒廢的土地，重新得到開墾，同時發(fā)給新開墾的土地所有者“印信執(zhí)照”，不準原來業(yè)主“認業(yè)”，從法律上確認和保護其土地所有權。乾隆二年(公元1737年)制訂“承墾荒地之令”，要求開墾荒地者必須先向官府呈報。在《墾田利則》中規(guī)定，以向國家納稅作為國家承認其墾田的所有權的前提。為了保護土地私有權，清律規(guī)定凡盜賣、盜耕種、冒認及侵占他人田宅的行為，按律治罪。

(8)保護國有土地

清代的國有土地有：官田、官莊和屯田。官田屬清政府所有，租給農民耕種，國家收取地租。官莊是賞賜給宗室貴族的圈地，包括皇室莊田、宗室莊田、八旗莊田，采取莊園制，役使奴仆進行生產。屯田，又稱軍田或賦軍田，由兵卒、旗人屯墾，用于軍餉。這些國有土地都受到清律的嚴格保護。

(9)保護“旗地”的宗族公產

清代的“旗地”，是旗人依靠政治特權而占有的土地。為了鞏固清朝的社會基礎，清律嚴格保護“旗地”，不準旗民把旗地典賣給漢人，已典賣的由官府強制贖回。由于“旗人不習耕種”，使得禁止旗民交產的禁令無法施行。咸豐二年(公元1852年)，不得不通過《旗地買賣章程》，允許“旗民交產”。清代為保護宗族的經濟基礎，清律和宗族法都保護宗族公產，嚴禁族人擅自處置公產。

(10)契約形式比前朝有較大發(fā)展

到清代，無論是買地、租房、雇工、合伙、婚娶、借貸等都以契約作為憑證，確立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。在雍正、乾隆時期，既有官版契紙，也有民間手寫契紙，如雙方發(fā)生爭訟，要出具契紙作為憑證。加蓋官印的“紅契”比未蓋官印的“白契”的法律效力要大。

上述民事法律的發(fā)展變化，反映了清代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(fā)展，也是社會的進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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